【真实故事】被密封在罐头里的人

【真实故事】被密封在罐头里的人

女孩说要去加拿大念书时,我正在罐头厂打暑假工。在甜得发腻的水果面前,我第一次感到了心酸。

中考后的第六天,我坐着已经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跑了十多年的的客车,来到了这个从未踏足过的镇子,这个被叫作“中国第一罐头镇”的镇子。如果你逛超市的时候,注意到有罐头区,你会发现几乎所有水果罐头都来自一个地方,一个叫做“地方镇”的地方。

第一次去地方镇的时候,我十四岁,那年初中毕业,三个月的假期。在我们那个小县城里, “打工”是唯一一个可以正儿八经逃离父母的理由。我有个舍友叫老黑,寡言少语,但一直在外面混,是他帮我策划了这场逃跑。

下了车,我站在陌生的站台,等着老黑来接我。在炎炎烈日下,我的脑海里始终在重复他告诉我的那句话:“别看罐头厂里全部都是水果罐头,甜得发腻,但里面全是辛酸”。一会儿他骑车带我去他家,村里的土路十分颠簸,我紧紧地拽住他的衣服,生怕被颠下去,而他似乎早已适应了一切,驰骋在他的主场上。

远处的大巴车正慢慢驶离镇子,我扎进乡村的怀抱,和路边晾晒的农作物,穿着汗衫的老农,绿得发亮的杨树叶成为一体。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富庶,却让人觉得自由。

我们停在一扇漂亮的大门前,穿钉被一把重锁把守着。他打开锁,却是另一番景象:老旧的主屋、石头垒起来的院墙、几头猪在院子里拱着泥泞的土地、他妈妈在厨房里烧着小米汤。我跟着他走到厨房门口,礼貌地喊了声阿姨,但是他妈妈并没有听到,而是端起一个黢黑的锅,绕过我,把里面的东西倒在了猪食槽里。

本来我很疑惑为什么他妈妈在家,老黑还要锁门,此时我似乎明白了一二,他妈妈听不见声音。农村有太多这样的家庭,贫穷让男性找不到正常的结婚对象,只能找有点问题的女性,好歹生个孩子,传个香火。大部分情况下,孩子都会遗传母亲的问题,我的同学倒是幸运,没有他母亲的问题。可是他又是不幸的,这样的家庭,我突然明白了他平日的寡言少语。

那天我们简单吃了晚饭,早早地就睡下了。打工多年的他知道体力的劳累只有睡眠可以解除,而当时的我还不知道睡眠对一个劳动者的重要性。

 

第二天,是老黑带我去报名的时间。我们又路过了那个镇子,但是工厂不会建在镇中心,这也导致我后来的几个月里生活无比贫瘠。

我们进厂,到了报名的地方,负责报名的是后勤部主任的儿子,和他那个北京来的女朋友。他们打量着我,不在意地说:“你多大了?”“我九八年的。”“那不行,未成年啊,我们不用童工。”我慌了,打算那么久,怎么就栽在了年龄上了?

我望向老黑求助,他不紧不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小苏烟,递到负责人手里,说:“这是厂长让我带来的,你看看,给报上名吧。”听到厂长两个字,负责人马上换了笑脸:“哎呀。你不早说,来来来,填上填上。晴晴,你一会带着这两个哥们去领工作服。兄弟两个以后有什么事就说话,咱都是自己人。”老黑接过话来:“行,以后互相帮衬着。不用让她领着了,我来好几回了,熟门熟路了。”紧接着一阵寒暄之后,我们离开了报名处。

老黑说:“这样的狗你不能怕他,给点好处,打压打压,以后他就服服帖帖的。”我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罐头厂里最主要的产品是黄桃罐头。黄桃大批成熟的时节是八月初,所以罐头厂一般在七月初招一批暑假工,把人四处安置着,等到八月初再集中进行大生产。

我进去的时候并不需要太多人手,所以老黑、我和另外一个干瘦但是看起来很干练的年轻人被分配到打扫新建成的宿舍楼。领导说,地上黏着的水泥要用铲子铲掉,厚厚的尘土要全部扫干净,厕所里的便池都要擦干净。

我和老黑看着这一栋五层的宿舍楼,心里叫苦不迭,也只能老老实实干活。而那个年轻人却在领导离开后就没了踪影,后来才知道他找了个凉快地方睡觉去了。我和同学干了一上午活,饭都懒得吃了,找了个地方倒头就睡。

也不知睡了多久,突然有人在走动。睁开眼一看,是领导在检查,再往一旁看去,那个一上午没干活的年轻人,正蹲在地上认真铲水泥。我觉得有什么不对,果然下午那个年轻人就被调去了车间。临走前他告诉我:“你干多少活不重要,领导看见你干了多少活才重要。”

继那个年轻人被调走之后,老黑也找关系调进了车间。只剩下我,跟着大爷们干活,安完铁架床,搬完床垫,打扫宿舍楼的工作就完成了。

我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就去问厂长,他随口应和了一句:“你去挖桃吧。”挖桃就是拿刀顺着桃的纹路切到桃核,用力一别,桃裂成两半,再用刀把其中一半的桃核挖下来。

七月初的时候,黄桃的质量参差不齐,如果能分到一筐熟好的桃,活就轻快,而且桃大了就重,称重的时候斤数就多。如果分到一筐还透青的桃,那么无论是挖桃的轻松度还是成品的斤数,都会远低于熟桃。所以对于挖桃的人来说,能否分到一筐好桃,将直接决定一天的收入。

一开始领导定好了规矩,排队领到什么样的就挖什么样的,但这样的规矩在一群四五十岁的农村大妈面前毫无作用。大妈们总在好桃快要落到学生手里的时候,一脚踢开学生的筐,让好桃落到自己的筐里,然后又瞬间逃离。总是在排队称重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又拉来一筐挖好的桃记在自己账上。近百人的工作场地,每天都在轰鸣的鼓风机的伴奏下,上演着各种骂戏。对骂的双方又在下了班之后还能嘻嘻哈哈一起回家。大妈们改变了我对女性的看法,她们可以为了几毛钱的收入互相问候祖宗,可以为了一点点的利益大打出手。她们告诉我:“人不能要脸,要脸你挣不到钱。”

挖了两天的桃,我的手被桃汁腌得发白浮肿,虎口出多了几条口子,拧桃让我的大拇指抽筋,我甚至想把这双手砍去,只求别再经受刺痛。大妈们说:“你这一双比小姑娘还嫩的手,哪能干得了这样的活,你还是早点回家睡大觉吧。”大妈们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一天挣二十块钱,挣的还不如花的多,回家睡觉都比呆在这里省钱。

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得换活。

那天正巧报名的负责人来了,他还领着一个孩子。孩子蹦蹦哒哒四处乱跑,他紧跟在后边,生怕孩子有危险。我听大妈们说这是厂长的二公子,要是让他出了问题,别说负责人了,连后勤部主任都得被撸下去。

二公子蹦哒着来到我这里,看着我挖桃很是新奇,闹着也要挖。负责人赶忙让我把刀子收起来,生怕被二公子夺了去。二公子忽然一个巴掌扇在负责人脸上,虽然很小,但是五个指头印却是实实在在。“你不让我玩,我就让我爸爸把你给杀了!”“小马哥,小马哥,别生气。给你玩,给你玩,但是一定得小心啊。”

小马哥吃力地挖着桃,负责人紧张注视着,顺带夸奖小马哥那失败的作品。旁边的大妈戏谑地说:“要是这么挖,他爹早就破产了。”小马哥尽了兴,蹦哒走了。我赶忙追上去,问负责人能给我换个活不。负责人说:“我那么忙,哪有空管你,你去找厂长。”

陪孩子玩就忙了?当初有事就说话的誓言都没有了?

夏天的白天很长,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车间里的机器就开始轰鸣了起来。我赶早守在厂长办公室,生怕他消失在偌大的厂子里。

厂长来了,没有啰嗦,直接问我有什么事。“我想进车间,在外边挣钱太少了。”“车间里人满了,我也没办法把你弄进去。你跟着好好干,你看看其他人一天不都能挣八九十块钱嘛。”“我没她们手那么熟。”“好好练嘛,行了,我还有事,你快去干活吧。”

我沮丧地回到宿舍,把劳动了整整十天的身体扔到床上,就再也起不来了。

中午,舍友们都回来了。县里最垃圾学校的扛把子大哥问我:“咋了,咋没去干活。”我把早上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点了根烟,缓缓地说:“你下午买盒好烟去找厂长。别管他怎么推,把烟送给他,剩下的事就不用管了。”恍惚之间,我想起了那个炎热的热日子,那盒递给负责人的小苏,生活处处潜规则。

我顶着烈日步行了二十分钟,到一个破旧的小商铺,买了一盒小苏。我在心里想:“出来一趟,还没挣点钱给我爸买盒烟呢,倒先孝敬这个厂长了。”

扛把子大哥说的果然没错,厂长在一番推脱之下把烟放进了自己的抽屉里。然后和颜悦色地说:“去把你的工作服拿来,我领你进车间看看。明天开始干活。”

我穿上那身能把人全部包起来的劣质工作服走进了车间,一水白色工作服,流水线上每个人都在忙碌,机子轰鸣着听不清人说话,水一直在流,让车间清凉。我在里面呆了两个月。

车间里大约有四百人,其中暑假工大约是三百人,大部分来自乡镇中学和一些一年出不来一两个本科的高中。学校的氛围让他们很早接触了大人们的那一套,所以他们很容易和罐头厂的工人迅速打成一片。

里面的女生也十分“活泼”,每天边工作边进行一些生理方面的交流,让整个车间的气氛显得欢乐。而像我这种中规中矩的老实人,自然而然被孤立了出来。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经常是一天不说一句话,让我有了更多看故事的兴致。

刚来的第一天,就上演了一出大戏。教我人生潜规则的扛把子大哥,把他一块玩的兄弟给打了。两个青年打架,除了女人,还能为了什么呢。

扛把子大哥刚进车间就看上了一个小姑娘,唇红齿白,娇小可爱,看了的确让人心生怜爱。追了半个月,却没想到自己兄弟也在悄悄使力,小姑娘看上去与扛把子亲亲热热,桌子底下却和他兄弟走得很近。

有次小姑娘和他兄弟在厕所里亲热,正巧被扛把子大哥碰见,见面就是一阵拳头,两个年轻人打起来,下得都是死手,没人敢去拉架。

直到车间主任来了,大喝一声,两人这才停下了手。车间主任虎背熊腰的,上去一人给了一个大耳刮子。“谁他妈给我闹事,就别想过好日子。你俩,今天的工资给扣了。其他人都给我去干活。”车间主任在这里呆了十多年,对这种事已经是轻车熟路。在他的世界里,对于工人,讲理是没有用的,拳头才是硬道理。

劳累了一天,所有人都换下工作服,开始去享受这工厂与村子交织的夜。没有人关心别人的生活,每个人只在意自己的欢乐。但是那天晚上却有一些不一样,所有人的焦点都聚集到了白天打架的那两个小伙子身上。

他们几个兄弟去食堂要了一张桌子,开了几瓶啤酒,觥筹交错了起来。扛把子举起酒杯对所有兄弟说:“人这一辈子,第一是父母,第二是兄弟。女人没了还有更好的,咱兄弟没了路就难走了。”“兄弟,那个女人就给你了,算哥送你了。”“大哥,这事是我做的不对,我罚三杯。那个婊子,去他娘的吧。”一时间,兄弟情义深似海,竟让我生了几分羡慕。

这时,坐在我对面吃饭的一个男人摇摇头:“那个女的这辈子完了。”我懵了,虽说那个女生做的不对,也不至于这辈子就因为这件事完了。男人继续道:“你不知道我们这几个学校,你不学习,违反校规校纪,犯罪违法都无所谓,单单是为人处世得讲究。今天白天打架那俩,一个是他们学校的扛把子,一个是出点子的,两个人谁也缺不了谁,谁也不能动谁。但是事情出了,就得有人担着,只能是那个女的担着了。等她回学校就是个婊子了,撑不过一个学期,就成校鸡了。”

“什么是校鸡?”“就是学校里谁给钱都能上的。”

厂子里有一对特殊的夫妻,男人四十多岁,左手在多年前被机器切去了两个指头,干不了力气活,到了这个厂里干一些别人剩下的边角余料的杂活,维持着生计。去年攒了一点钱去外面农村带回来一个脑子有点问题的女人,算是成了个家。

工厂里的正常女性无法满足工人们的渴求,断指男人带来的这个傻子女人,就成了发泄的对象。工厂里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对话:

“小四,你敢在这里舔你媳妇的奶子,我就给你五十块钱。”“你把钱放这儿,我这就舔。”

于是在宿舍,在食堂,在路上,香艳的场面总是猝不及防。男人们乐此不疲,瞪大了眼,贪婪地观赏着这个女人。

我问他:“四叔,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啊?” “你知道吗?这一年,我用她挣了快有五千了,都快回本了。”

“可是她是你媳妇啊,你不是还得和她生孩子,过日子吗?” “屁,你看看我什么样,四十多了,还是个残废,我生个孩子,他二十来岁我就是个六十岁的老不死了,我女人又是个傻子,我生个孩子我对得起他吗?”他夹着烟的手微微颤起来。

工厂没有假期,那天我请假在网吧待了一夜,有个我追了一年的女生,已经好久没联系了。我登上QQ,消息提醒已经是六天前。

“在么?”“我爸妈让我去大连上高中。”“那是个加拿大的教育集团办的,可能我大学就要去加拿大了。”三条消息,三十八个字,让我恍如隔世。我想起那天和小四叔的对话。

她是一个父母铺好了路,安排好了二十岁之后人生的人,而我是一个在镇子里靠卖力气挣钱的人。我用一分钟按下了“e”“n”发了过去,然后仰在椅子上,问旁边的人要了一支烟。那是我人生里的第一支烟,停在我的喉咙里,灼烧地我无法呼吸,可我却不忍把它吐出来。

我不知道那支香烟是怎么燃尽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我只记得第二天的阳光很好,没有了她的我,依旧活着。

八月二十五日,是暑假工停工的前一天,大家都没有什么心思工作了,几对速成的小情侣正在依依不舍。那天晚上,那几个谈恋爱的男生都没有回宿舍。

我懒懒散散地干着手上的活,心里盘算着能有多少工资。突然一只大手拍在了我的肩膀上,我回头一看,是那个虎背熊腰的车间主任。他对着我摆摆手,让我跟他去更衣室。我跟在他后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更衣室和车间之间有一条走廊,听到更衣室有人说话,车间主任示意我不要发出声音。

“那个女的胸真他妈大,摸着得可爽了!”“哈哈,那个腚大的,我能干得她嗷嗷叫!”

长工们最喜欢的事,是偷懒跑到更衣室里,和着汗味、脚臭味,抽一支烟,谈论着新来的暑假工,这是这两个月以来人尽皆知的秘密。

“都他妈不想要工资了是不是?赶紧给我滚去干活。”车间主任一声怒吼,吓得这群刚才还自夸的工人四下逃窜, “一群废物,要不是还指着你们挣钱,我不弄死你们。”

工人们都走尽了,车间主任提出来一箱罐头,对我说:“回去好好学习,你的路还长,别成了他们这样的人,没本事还不上进,这辈子只能活得窝囊。”我接过来罐头,还没有言语,车间主任就已经转身离开了。

后来,听长工们说,车间主任年轻时候考上了大学,但是家里穷,付不起学费,就来了这里干活。打拼了十几年,从普通工人混到了车间主任,也从一个说话和声细语的读书人成了今天这个污言秽语的大老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接过他的罐头,也接过了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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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张忘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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